1月9日,在2021年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年會上,國務院參事、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席夏斌圍繞“如何處理恢復經濟與防範風險的關係”進行了主題演講。他表示,去年和今年兩年內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為5%左右,未來一段時間內能否長期穩定在5%的增長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和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在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係方面,夏斌提出,需要對我國當前金融風險有全面充分的認識,還要在具體處置風險進度的把握上,堅持系統的統籌觀點,兼顧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係。


三大不確定性影響中國經濟 中美關係或將持續十年或更久


2021年中國經濟將會如何走?夏斌提出,儘管海內外多數機構預測今年中國增長會達到8%左右,但這一預測是基於新冠疫苗大量運用,全球經濟復甦,以及在去年世界經濟萎縮4%、中國經濟增長2%左右的超低基礎上的反彈。如果連續計算去年和今年兩年的平均增長,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也就是5%左右。2021年以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能否長期穩定在5%的增長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和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多數機構對2021年的預測是基於目前的經濟變量數據,簡略或者忽視了還沒有發生的或者意料不到的新問題,以及在可能的新環境中各國政府政策博弈的多種可能性。


什麼是可能影響、衝擊今年甚至更長時期中國增長的更大外部不確定性?夏斌認為,第一是新冠疫情進一步發展態勢,特別是新冠疫苗注射和新冠病毒變異速度之間的賽跑,到底誰能贏,現在並不能説清楚。總體説,全球的防疫形勢並不樂觀,不能放鬆警惕。


第二是中美關係,他認為這是21世紀國際政治中最大的關係,特朗普政府只是開了一個頭,美國兩黨高度一致的對華態度還會繼續下去,“我個人認為恐怕還會繼續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整體美國政府對華關係中表現出來的焦慮、急躁、煩惱以及對華的打壓不會停止,因為這不僅僅是根源於兩國政治、外交的形態,而是根源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國崛起和美國社會的撕裂。其撕裂的基礎是美國內部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是根源於全球增長中美國的潛在增長率長期低於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這一根本性的經濟基礎問題不會隨拜登一時的外交政策、貿易政策的調整而改變。


夏斌提出的第三點不確定性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堰塞湖。新冠疫情後,各國央行進一步大放水,美國在不到十天內股市四次熔斷,主要發達國家和歐元區已經實行負利率或者接近負利率,全球金融槓桿攀上了史無前例的高峯。“現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者如驚弓之鳥,時時在擔心,不知道蝴蝶什麼時候扇動翅膀,會馬上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崩盤,會在什麼地方爆發金融危機。”


夏斌表示,以上三件不確定性事件中,哪一件發生都會衝擊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面對這三件外部事件,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今年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宏觀政策以及重點任務,都做出了全面佈置,並且提出了八項重點任務,但這不是全部的重點任務。在要求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中,提出了既要精準實施宏觀政策,不急轉彎,又要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係。


“處置風險意味着輸錢 要關注是輸誰的錢”


如何真正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係?夏斌認為,一是需要對我國當前金融風險有全面充分的認識,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數;二是在具體處置風險進度的把握上,要堅持系統的統籌觀點,兼顧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係。


夏斌表示,我們常説金融風險、風險隱患,往往是指沒有暴露的風險、沒有暴露的損失,但是當借錢人到期不還,風險就暴露了,造成了現實的損失,那就不是隱患了。要處置風險,意味着有人要輸錢,要買單,意味着某一個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表要縮水。在我國當前處理的各類風險中,我們要特別關注是輸誰的錢,誰買單,宏觀部門在研究彙總不同風險的處置中要有大致的判斷,處理某類風險,哪類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表會受損,會對沖和衝擊哪個信貸政策,對經濟運行和改革會有什麼影響。比如在處理風險的過程中,該讓居民投資者買單就讓居民買單,但是從社會穩定出發,什麼樣的風險必須讓居民自擔,居民能容忍買單的幅度有多大,而不會影響社會穩定?如果該讓企業買單就讓企業買單,但是中小企業處於融資難、融資貴的局面,與設法保企業主體的方針如何兼顧,保哪些企業主體?如果該讓地方財政買單就讓地方財政買單,有些地方財政已經主要靠轉移支付維持運行,怎麼買單,錢從哪裏來?如果由中央財政兜底,那麼赤字率提高多少,或政府的債務率提高多少?如果風險其他方面都解決不了,中央銀行買單,那就靠中央銀行發貨幣把問題解決,後果又是什麼,可想而知。


夏斌表示,處置風險是要承認輸錢,是要消減社會資金的存量,增加經濟下行的壓力。如果不打破剛兑,市場有效配置功能難以發揮。但是如果徹底打破剛兑,須對哪些經濟主體承擔負責,哪些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要縮水,宏觀決策部門要有充分的準備,做到真正心中有數。


另外,對風險總量要有大概的估算。五千多家P2P公司關閉清零後,數萬億資產風險問題正在逐步解決;商業銀行百萬億級的表外影子銀行資產的處理,信託整頓中大量問題資產和各類金融控股公司的問題資產在處理。已處理的各類風險之後,還有多少沒有暴露的問題資產,這些資產在哪類金融機構的賬上?如果宏觀決策部門對風險總量不做到心中有數、未雨綢繆,走一步看一步,和貨幣決策部門信息不充分溝通,那麼貨幣政策不可能在總量與結構政策上及時配合風險處置的進程,做好合理的或寬鬆、或收緊的政策安排。從宏觀面看很難真正做到恢復經濟,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係。


風險處置要改革發展統籌考慮 長期看風險出清越快經濟增長越有效


夏斌還提出,風險處理進度要改革、發展統籌考慮。我國對風險處理的方式基本屬於剛兑沒有徹底打破的政府主導型,有的借款到期不還也不破產,債權、債務被迫延期或者再延期,表現為殭屍企業。


風險處置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是,風險釋放相關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表縮水,對經濟增長的資金供給就相應減少,經濟下行壓力就加大。從長期看,市場得到出清,高質量增長的後勁會更大,如果風險不釋放,殭屍企業一片,貨幣週轉速度放慢,這時社會貨幣量是一定的,就有可能出現經濟的滯脹。


風險處置與改革的關係是,風險釋放市場得到出清,經濟可以持續發展;如果市場得不到出清,市場化改革浮於表面,市場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而我們推進全方位的市場化改革,本身內生要求市場要得到出清,即使在政府主導型的風險處理模式下,當涉及社會保障和民生的各項制度改革的時候,風險處理速度越快,短期內國家的財力會吃緊,會減弱推進各項制度改革的可調動能力。但是中長期看,改革深化和風險處理速度加快,經濟增長越有效、可持續,國家財力增長也快,越有利於推進各項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由此看,這中間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平衡長期與短期之間政策的銜接,真正處理好穩中求進的關係。


關注監管滯後問題,是思考我國防範金融風險的又一個重要維度。夏斌表示,金融監管措施出台時間的拿捏是否適應,對防範金融風險是至關重要的。在大資管監管上,因為風險涉及面太廣,金額太大,以至於大資管新規執行時間一次又一次被延期。這和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在最初階段對一系列名為金融創新的活動與嚴格監管的關係上猶豫、彷徨,甚至對金融本質認識欠缺,和短期內放鬆監管有關。今天的金融監管是非常正確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代價已經是巨大的。


夏斌表示,當前要真正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係,在談不急轉彎的時候,不能僅僅盯住資金的多與少的問題,忘了防風險;在談風險的時候,又不能不考慮經濟下行壓力對深化改革的緊迫性,不考慮當前解決構建雙循環下新發展格局中“卡脖子”的迫切問題。所以,我們應該在總結金融監管滯後的深刻教訓,修補相關監管制度的基礎上,在保障國民經濟基本穩定運行,深化改革措施逐條落實的同時,一邊堅守住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一邊堅定不移精準逐類釋放風險,嚴格實施金融監管的各項政策。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顧志娟 編輯 李薇佳 校對 趙琳